大年初一，张洁打来电话，她得了一把名壶。这件时大彬的壶，如果不是赝品的话，那数百年的历史，虽说不得价值连城，但所值不菲，是当然的了。可她砍下来的价，说来令人笑掉大牙，连同另一把壶，统共花了一百二十元。所以，我说她“得”壶，而不是说她“买”壶。按一般道理，买和卖，双方应该是等价交换。物超所值，有可以能，但超出太多，超到邪乎的程度，那就该是得了。得，不必等价，也无须等价，因为，无论是得到一份爱情，得到一份幸福，得到一份意外的惊喜，都是没办法折算成人民币若干元的。她这次得壶，很大程度上是意外，是侥幸，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无意中得之，很难用六十元衡量出壶的轻得高低。所以，她说，她是凭一种感觉，得到了这把名壶。我说，我要写一写她得到这把名壶的故事，谈谈那一霎那产生的直觉。直觉，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，有时候，很准，立刻就产生出一种心灵感应。她感觉到这是个好东西，结果，一把时大彬的壶到手了。

    就我个人而言，对于紫砂壶，所知甚少，连时大彬这位明末清初的制壶老祖，也只留下一点极肤浅的印象。那一年，到宜兴去，应景也曾背回几件，陆续都送了朋友。因我爱茶，却不甚爱壶，我认为喝茶，不光是嘴巴的事，眼睛，鼻子都要参与的。所以，茶叶在透明的玻璃杯里，上下浮沉，渐渐地舒张开来，慢慢飘舞起来，那一股难以描摹的灵动神韵，真是视觉上的极佳享受。尤其春天里刚下来的新茶，领教那一份洋溢开来的绿，更是心旷神怡的境界。如果用壶的话，对不起，这一切便全部等于零，茶趣也就少掉一半。

    张洁得壶，过程简单。年前，她本是准备到天坛去买熬中药的药罐，走过一地摊前，瞥了一眼放在那里的玉石之类，伫足停下，摊贩为一老先生，便向她推销谁知是真的还是假的翡翠。张洁似乎懂一点珠宝，我记得她写过一篇小说，就叫《祖母绿》。不过她是不是行家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即使非行家，又如何？我一直认为，作家写东西，凡涉及到专业知识，只求能把读者唬住就行，不一定必是行家里手。

    所以，曹禺《日出》的第三幕，为写那个雏妓小东西，在窑子里的生活状态，是到过前门八大胡同——旧时代北平城的红灯区的；巴尔扎克写交际花，也曾和一些巴黎社交场合的名女人，有过交往，但也仅如此而已。一定要有一份专业证书才可写某行某业，那么，大部分作家就得饿饭了。她对那位老先生说，慈禧太后才戴多大一块翡翠，你这摆的，哪一块都超过了她，如果是真翠，也就不会在这儿摆摊了。这时，张洁见到了旁边摆着的这把泥污斑渍，积满茶垢的壶，顿觉眼睛一亮。在电话里，她没有这样说，但我相信她见到这把壶时，肯定应该是这种样子的。因为她说她当时有一种感觉，虽然，那壶很脏，很糟，跟泥蛋一样，半点也不起眼，但壶的造形，虽然与别的壶同是由圆弧和曲线构成的整体，同是盖、嘴、把、壶本体四个部分，隐约间，那颇有些不同凡俗的气质，把她打动。孟夫子曰：“西子蒙不洁，人皆掩鼻而过之。”但她终究是西子呀！天生丽质，总是不可能全被埋没的，这就要求观察者有没有一双慧眼了。  据我了解，她没有收集古玩和文物的癖嗜，之所以想得到这把壶，她强调，就是认准了自己这个直觉，决定要买下来。摊主出价，两壶各一百，你拿走。她按照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惯例，先砍一半。这笔生意，谈到最后，以每把六十元成交。他告诉张洁，壶是从天津倒腾来的。这一来历，令我顿生疑窦，因为无论博物院收藏的，还是近年发掘出来的大彬壶，都出在南方，北方甚少见。直到今天，紫砂壶在北方不如南方受欢迎，我想，很可能是与北方人喝茶不甚讲究有关，北方人喝茶习惯，深受蒙古族、满族影响，粗疏而乏精致，大碗茶三字，便可概括。那淡淡的绿茶清香，绝敌不过那性膻味骚的牛羊肉的，必须是浓郁的花香，方可压住大蒜大葱韭菜花的恶辛之气。我刚到北京时，参加京西的土地改革运动，在旗人家里，初次喝到香喷喷的茉莉花茶时，甚觉惊异，花香浓烈若此，还能叫作茶嘛？六十年代，八毛钱一两的茉莉高碎，竟成了北京市民的至尊至高的享受。对茶的不考究，导致对壶的无兴趣，很难设想一件名家的壶，会在并无久远历史的天津出现？

    但转而一想，旧时代，天津为商埠，多富翁；北京为衙门，多官僚。很可能是清末民初天津租界地洋房里住着的某位阔佬，从北京城某胡同，某四合院里，某败落户手中买去的。老北京，不论什么样破旧颓败的院落，走进去打听打听那些老住户，不出三代以上，准是显赫的王公贵族。五十年代，我在北京，住在苏州胡同，隔壁院里老太太卖破烂，堆在屋角的熬汤的大骨头中，竟混有羚羊角。那敲小鼓的还算仁义，用小刀刮去泥垢，“老太太，您这可是值钱的东西，我当破烂收了，蒙了您，我也亏心，您拿到药铺去卖吧！”所以，京城破落户有这把时大彬的壶，不为奇，往前再追溯上去，很可能是明代南方某位上京做官，或来京行贿的什么人带来。后来，败家了，就流失民间，又被天津这位有钱的阔佬买到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