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清以来，茶馆便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评为“秩序不良”之地，并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对其进行控制。正如西方城市中“娱乐的商业化被批评为浪费时间”，成都的茶客亦被指责为反映了中国人的“惰性”。当局认为茶馆是一个谣言肆虐、百弊丛生的地方，也有人指责茶馆是使学生荒废学业的罪魁祸首，茶馆中的传统表演更被批评得一无是处。

　　整个民国时期，政府控制和大众需求之间总是充满着矛盾。茶馆不仅藐视规章，而且将它们的范围扩展至街道、公共场地和公园。特别是在夏季，街头和公园的树荫是摆茶桌的最佳地点。1929年，政府不再允许这种行为，导致各公园的茶馆联合上书，要求维持这种习惯，并称这项限制将使茶馆生意陷入困境。茶馆禁赌也行之有年，但民国以后逐渐形同具文，茶馆赌博开展得如火如荼。妓女被禁止进入茶馆，但她们仍经常出现在这些地方，尽管有当众出丑甚至被捕的危险。

　　不过，应当看到，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，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。一个常见现象是茶馆更多卷入公共事务，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，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。茶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，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娱乐方式。这些新变化，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直接动因，但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。

　　怎样评价和治理茶馆这个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场所，总是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棘手问题，但是，从晚清到民国，都未找到一个成功的办法。它们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，但是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。城市改良精英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较政府更全面和深刻，因此他们在茶馆问题上与政府持不同的态度。如果说政府以控制和打击为主要手段，那么精英虽然也批评茶馆的弊病，但亦深知其社会功能，所以他们不赞成政府的激进改革，这可能也是为何政府的行动总难以奏效的原因之一。从表面看，茶馆以及茶馆文化是很脆弱的，总是被限制和被打击，然而，茶馆最终得以幸存并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，充分显示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。

    王笛：美国得克萨斯A&M大学历史系副教授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，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，2003和2004年任旅美中国历史学会会长。曾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、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任客员研究员。他的《跨出封闭的世界：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，1644-1911》是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。2003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《街头文化：成都公共空间、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，1870－1930》。其英文新著《茶馆：成都的小商业、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，1900－1950》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。《街头文化》一书，因“在学术上重要性、原创性、深入的研究、方法的精湛、论证的力度，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”，2005年荣获两年一度颁发的“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”。

    来源：文汇报